1958年5月17日，台湾高雄西子湾，被幽禁了整整二十二年的张学良在住所里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宋美龄。
尽管两人是多年的好友，但宋美龄的到来，还是让张学良有些手足无措，
落座后，宋美龄随口问起他近来在读什么书。张学良如实相告，自己正在研究明史与佛学，并向她阐述了一番对佛理的见解。
张学良
宋美龄看着这位相交多年的故人，说出了一句让他心头一震的话：
“汉聊，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有许多有名、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
言外之意，宋美龄希望张学良能研究研究基督教。
听了宋美龄的话，张学良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望了望眼前这位被自己视为救命恩人的女人，又低头看了看书案上堆叠了二十年的明史手稿和佛经注疏，一种难以言说的意义忽的从心头升起。
末了，张学良向宋美龄提出，希望自己能读一读英文，以便于能更好的理解基督教义，宋美龄则是答应他帮他。
也是从这天以后，张学良改变了过去明史研究和佛教信仰，转而开始研读圣经。
张学良研究明史时间长达二十年，期间应该是有过很丰硕的成果才对，可遗憾的是，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后来并未公开，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社长刘绍唐说：
“张学良久修明史，成绩卓著，如能成书则将裨益史学界。”
1981年，张学良在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于衡采访时，谈及当年自己研究明史以及后来又放弃的原因：
“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我想从明清两代的历史中找出原因。因此计划先研究明史，接着研究清史，再及于民国史。但当我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研究清史时，自己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觉得圣经是一部最完美的经典。由于专心研究圣经，研究清史的工作，就放弃了。”
一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便远离了纷争，后来张学良也曾感慨：
“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
张学良的政治、军事生涯是从21岁就开始的，虽然他身上不可避免的有些高贵出身所带来的种种缺点，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到1936年，他是全中国最声威煊赫的人。
也因为常年身居高位，张学良的前半生很少读书治学，就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生平不喜读书，后来张学良改旗易帜，从此归顺国民政府后，蒋介石对于这个比他年轻十多岁的人，一直就有一种大哥照顾小弟的感觉，在他看来，张学良就是应该多读读书。
在鄂豫皖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为了勉励张学良，要求他阅读记载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史书《绥寇纪略》。
不过，蒋介石后来也没有想到，张学良会发动西安事变。
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的行为与他太过年轻、生平读书学习少、容易被人蛊惑有关，于是多次给他送书，他在召见东北军代表的时候，就曾明确说：
“汉卿……他年轻，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只因读书太少之故。我留他在这里多读些书。”
当然，蒋介石给张学良送书，一方面当然是希望他学习，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张学良找些事情做，免得他再搞出一些其他的事情来。
当时，张学良身边的书越来越多，这其中包括《吕氏春秋》、《五朝名臣言行录》、《圣经》等，不过张学良那时读书，主要是为了想让蒋介石放他出山抗日，所以自然对蒋的话言听计从，可随着后来时间推移，他见蒋没有放他的意思，索性也就沉下心来，好好读书。
也许是因为蒋送来的书中，不少都是有关明史的书，张学良为自己选定了明史研究这个方向。
1938年11月，张学良等人的囚禁地被转移到了贵州修文县阳明洞，修文县就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被贬所在龙场驿，当地有个阳明洞，据说是王阳明当年被贬后的居所，洞旁还有一座纪念王阳明的祠堂，房舍整洁宽敞，张学良就住在这里。
有感于王阳明当年被贬，张学良也觉得自己遭遇与此类似，萌生了了解王阳明的想法，尤其当他知道王阳明被贬龙场驿时也是37岁，他对王阳明的经历和学识更加痴迷。
1939年9月27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心酸的话：
“人家都在那里打仗，咱‘国难家仇’的人，静坐池塘边来钓鱼，‘戎马半生’已竟二十年！年近四十，再来干一干‘蠹书虫儿’。”
当时，张学良所能读到的书已不如在溪口时能读到的多，但他每天还是孜孜不倦，慢慢的，张学良的读书就集中在王阳明以及明史上。
按照张学良后来的说法，他之所以研究明史，主要也是为了从史料中，探索治世的学问。
1940年，于凤至因患了乳腺癌赴美就医，同年6月，赵一荻从香港来到阳明洞照顾张学良，赵一荻后来成为张学良研究明史的得力助手，为他购买书籍、查找资料、整理读书札记和卡片。从此以后，张学良读书更加勤奋，对明史的研究也更加深入。
1941年春，前来检查监视情况的重庆宪兵营营长卓建安发现，张学良正在专心研读明史，还写了大量笔记，摘记了不少卡片，有时与人交谈，颇有创见。也许是为了让蒋介石安心，张学良每月向蒋介石写一份研读明史的心得，需要什么参考资料，就写信向宋美龄要。
此时的张学良，把研究明史当成了大事来做，蒋介石自然也高兴，毕竟有事做的张学良，总比无事生非要好。
1941年7月，张学良患了阑尾炎住进了贵州中央医院，出院后移居贵阳附近的黔灵山麒麟洞休养，时任贵州省主席的吴鼎昌举行诗会，还特意邀请张学良参加，当时与会人员都知道张学良的处境，纷纷写诗词宽慰他，张学良也写了首诗：
犯上已是祸当头，作乱原非余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权把贵州当荆州。
这也是张学良作品中，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研究明史以及王阳明的作品。
1945年初，沈醉专程去探望张学良，张学良告诉他自己搜集到了大量明朝的野史和民间传说手抄本，自认为已经是专家。
沈醉记得很清楚，那时张学良对他说，希望能找几个对明史有研究有研究的历史学家和自己谈谈，以便让自己研究明史的成就更进一步。
二
1946年11月，张学良被转囚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那时张学良十年刑期已满，单蒋介石并没有放他的意思，这使得张学良意识到，他可能将被囚禁之孤独终老。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张学良的情绪十分低落，不久后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负责看守他的特务队长刘乙光态度大变，让张学良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他在日记中暗示，刘乙光曾想要直接杀死他。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张学良开始研究佛学，他开始频繁与佛教人士接触，不仅阅读了大量佛经，还与赵四小姐一同开始信佛。
不过对于佛学，张学良在1947年5月17日给在给美国的于凤至的信中坦言：
“四小姐现在也不比从前，她和我一样开始信佛。佛门原本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我们身边有许多人信佛，佛教作为信仰也可使我们活得有意思一些。”
张学良所谓追求佛学，实际上是为了减缓现实对自己的压力，毕竟他那个时候始终处于蒋介石的严管之下。
即便如此，张学良依然没有完全放弃明史。
1948年5月9日，宋美龄派来的明史专家周念行来到了井上温泉，张学良终于等来了可以研讨学问的伙伴，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兴奋地记录下了这件事。
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杨虎城全家惨遭杀害的消息传来，张学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开始频繁思考蒋介石会不会对自己下杀手，这种恐惧让他更加小心地周旋于明史和佛学之间，试图用学术与信仰来麻痹自己。
1956年西安事变20周年之际，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反省录》，随后又要他为自己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撰写读后感。
1957年初，张学良奉命赶写《杂忆随感漫录》期间，“回忆往事，真的不好受”。在书的前言中，他总结治史体会时写道：“这十几年来，甚喜浏览历史，而深感中国史书，不只是古代史，就如最近之现代史，疑云重重，记载上多有不真实之处。然此并非皆由于写史者有意歪曲，而真实之史料，实在是难得访求也。”
不过，张学良毕竟非历史学家，他的很多有关历史研究，都属一家之言，他也没有妄自菲薄，而是把这些疑问都记了下来，以便于来日找人征询。
1957年10月，张学良迁居高雄西子湾，这里“房屋宽阔，环境优美，为二十余年来最舒适的处所”。
环境的改善并没有让张学良真正安心，他依然在研究明史，同时也与高雄元亨寺的印顺法师交往密切，探讨佛法。
1958年5月17日，宋美龄的突然造访，彻底打破了张学良苦心经营二十年的精神世界。
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眼中，信佛的张学良已经偏离了他们预设的轨道，何况蒋介石本人此时对王阳明的态度也已发生了微妙变化。
张学良琢磨，自己如果再不转变信仰，恐怕不仅无法获得自由，连性命都可能难保。
于是，他当即顺从地告诉宋美龄，自己很希望读点英文，以便理解基督教义，宋美龄答应会帮他找人。
1960年1月，宋美龄再次来到西子湾，请来刚从美国卸任回来的董显光“大使”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研读《圣经》。2月9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
“今晨开始祷告。我求上帝坚定我的信心，扫除我的怀疑，我求基督耶稣帮助我来坚定信心。”
这标志着张学良正式放弃了研究20年的明史，也抛弃了佛教，转投了基督教的怀抱。同年4月，他移居台北，6月5日，在宋美龄的安排下，他进入了蒋宋的私人教堂士林礼拜堂做礼拜，从此正式皈依基督教。
然而转信基督教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带来自由，反而让他陷入了更大的被动。由于基督教主张一夫一妻制，宋美龄以不能有两个夫人为由，逼迫张学良与远在美国的于凤至离婚。
1964年，张学良不得不与相伴半生的于凤至解除婚约，成全了赵四小姐的名分，却也彻底斩断了于凤至以“张夫人”名义在美国为其争取自由的最后可能。张学良用二十年的时间读明史、读佛经、读圣经，最终读懂的却是政治的残酷与身不由己的宿命。
三
张学良晚年信仰基督教，引发了世人很多讨论。
不过，根据与张学良交好的郭冠英（《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的作者）后来称：
“张学良信基督教，但我觉得他更多是应付，并非真心信仰。他真正信奉的是那种简单的爱国、民族观念。”
张学良
张学良晚年之所以转而信仰基督教，其实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一番。
张学良得益于家庭的缘故，少年时代便春风得意，后来更是在父亲张作霖去世后，成为决定中国政局的关键人物之一，然而作为军阀家庭出身的公子，张学良又不同于其他顽固子弟，他接受的是最新的教育，思考的也是如何挽救中国命运。
张学良后来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本质上他只是为了改变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全国的力量都集中起来，用在抵抗日寇侵略上。
也正因为如此，张学良始终认为，他发动西安事变没有错。
即便是张学良被蒋囚禁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也没在这件事上低头，甚至于他还满怀着希望，希望蒋有一天能放他自由，再用他为国效力，后来他孜孜不倦的研究儒学、研究明史、研究王阳明，从本质上讲，也是他在为继续出山而做的努力。
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在时隔二十年后再次与张学良见面。蒋谈及西安事变十分感慨的说“西安事变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时的张学良只是低头沉默。
恰是在张学良忧虑的时候，宋美龄的一句话，给他重新找到了一个可以慰藉他心灵的信仰。改信仰基督教以后，张学良确实享受到了难能可贵的安宁，从后来他给写给三个子女及其婿媳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他近日的转变和研读基督教书籍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信仰基督教确实是真心实意的。
1960年6月5日，在台北士林官邸礼拜堂，宋美龄在做完礼拜以后，与站在前排的国民党当局高管致意，并特意同坐在最后面的张学良握手。在宋美龄之后，其他国民党当局要员也纷纷上前打招呼。
根据张学良后来回忆，他这次在公开场合楼面，是宋美龄特意安排的，目的就是要让在场的所有国民党高官注意到张学良的存在。
经过此次公开露面后，张学良的处境有所好转，不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能与张群、何应钦等老朋友叙旧。
1961年，张学良迁居北投复兴岗附近蒋介石夫妇的私人教堂凯歌教堂就在附近。他每日风雨无阻去做礼拜，听牧师讲经。
基督教的“性恶论”后来成为张学良赖以生存的基石，他后来改信仰基督教以后，常常自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即便是在1990年获得自由以后，当时人都希望张学良能够讲一讲当年西安事变的具体经过，但统统都被张学良以“罪人中的罪魁”给打发了。
李敖后来谈及晚年张学良，对他的态度十分不满，他认为张学良晚年只谈基督、回避真相，仿佛是一个假借基督信仰的卫道士。
张学良人生复杂一面，在这一刻展现的淋漓尽致。
不过，对张学良，我们无须渴求太多，我们只需要知道，无论他信仰如何，他心里始终装的是民族大义，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以后，还不止一次的表达过想要回到家乡的愿望，并渴望两岸和平统一。
只是有些遗憾，这个愿望张学良并没能实现。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病逝于美国夏威夷，享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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